至此，由前耒阳县划分出去，先后以梨阳、利阳、洡阴为名的县成了后耒阳县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　　早在耒阳一分为四县的时候，古耒阳与今耒阳的郡属也早已分开了。一为桂阳郡，一为湘东郡。蔡伦所处的那个年代的桂阳郡耒阳县，至洡阴改名耒阳的唐武德四年，理应更换新的名称，这是设置地名的基本原则。而此时，蔡伦已经长眠于地下500年!此一时，彼一时；此一地，彼一地，唐代以后的耒阳又岂能与东汉的耒阳相提并论呢?唐武德四年，即公元621年，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。就在这一年，由梨阳改名利阳再改名洡阴的县城复名耒阳。这也是今耒阳市得名并营造土城的起始年。还是在这一年，萧铣立原桂阳郡的桂阳县置连州。而在此前四年的隋大业十三年(617)，萧铣“置平阳县”，始筑平阳城即今桂阳城。历史的变迁就这样翻来覆去。地名可以随意更改、重复，但时间和空间不可以更改、重复。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也不可能随地名的改变而改变。

　　如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东汉，耒阳确实曾是桂阳郡治的所在地。耒阳是一个大县，现在的桂阳、嘉禾、常宁、耒阳(耒水以西)直至衡阳边界都属耒阳县。所以说，误以为蔡伦是耒阳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但是，自从桂阳郡与湘东郡分治之后，耒阳归属桂阳郡，其地域已大大缩小，蔡伦与唐代以后的耒阳已经搭不上边。如果硬说蔡伦是耒阳人，那是自作聪明，实则糊涂，别有用心，充其量是“套牌”而已。一张旧船票不可能登上新的客船，这个道理人人心知肚明。

　　三、汉代的耒阳是现在的桂阳。《水经注》疏解耒水的错误是引起后世对蔡伦籍贯理解错误的根源。

　　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沿革，以及地名的由来和演变，无不借助于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的著述和研究成果，为后人所关注，也为后世所遵从。成书于东汉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在记述郴县和南平、耒阳的地理方位的指出：“桂阳郡，莽曰南平。郴，耒山耒水所出，”“南平、耒阳，舂山舂水所出，北至酃入湖，过郡二，行七百八十里，莽曰南平亭。”我国古代一部关于水道的著述《水经》也称：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。……又西北过耒阳县之东。又北过酃县东。”显然，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汉代的耒阳应该指的是现在的桂阳这一区位。舂山舂水出桂阳，古代如此，现在仍然如此。

　　然而，人们为什么会把汉代的耒阳版图转移到今天的耒阳，进而改动蔡伦的籍贯呢?我认为，除了前面提到的自三国吴孙亮期将耒阳县一分为四，耒阳的历史沿革发生了变化，人们对地名的演变这一过程并不知情外，在很大程度上，缘于北魏郦道元的著作《水经注》有关耒水的疏解。人们片面地把《水经注》中有关耒水的注解当作经典，却忽视了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及《水经》原著中关于耒水的记载。因此，要解开蔡伦籍贯的迷团，还得要认真分析一下《水经注》有关耒水的记述。《水经注》关于耒水疏解的错误是后世对蔡伦籍贯理解错误的根源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是北朝北魏人郦道元作的。我国近代史坛大师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评价《水经注》：“这一地理巨著，可谓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可少的著作。从此书之中，可以画出许多地理图来。郦道元，由于是北朝北魏人，没有到过南方，所以，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。而若干有关我国南方的地理资料，就有些不太准确。”关于耒水的注解恰巧正是这样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在注解《水经》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”句时，开篇就曲解了《水经》的原意，把耒水的源头来了个指东道西：

　　“耒水发源出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，西北流迳其县北，……又西北迳晋宁县北，又西，左合清溪水口，水出县东黄皮山，西南流历县南，又西北注于耒水。汝城县在郡东三百余里，山又在县东，耒水无出南山理也。”

　　用肯定的语气曲解《水经》的本意，这是导致把汉代耒阳地理错位的原因之一。客观上，耒水的主要源流有两条，一是东江，一是西水。按照《地理志》和《水经》所指的耒水，应该是西水。东江的源流出桂东县北境万洋山，流经汝城、资兴、永兴等县。桂东至汝城一段称浙水，汝城至资兴黄草段称北水，黄草至鲤鱼江段称东江，鲤鱼江至苏仙区(郴县)一段称翠江，永兴境内一段称便江，便江至湘阴渡与西水合流，下游才统称耒水。西水发源于郴县西南的骑田岭。骑田岭属五岭之一，秦代称阳山，它的名气远比万洋山要大，“神农作耒耜于郴”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。西水虽然比东江流程短，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肯定要比东江早。《水经》和《地理志》的成书时间先于《水经注》，都早于三国时期。当汝城县名出现(晋元康元年，公元291年)的时候，也正是从古耒阳划出梨阳(吴太平二年，公元257年)、梨阳改利阳(晋太康年间，公元280-289年)的时候。《水经》说“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”的时候，还没有汝城县。《水经注》硬要说：“耒水发源出”“在(桂阳)郡东三百余里”的“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”，显然是毫无道理，不足为据。